三冠王院士”：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情——记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王泽山院士

 1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我校王泽山院士，凭借着在含能材料领域的杰出贡献，将2016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收入囊中。这也是他在1996年摘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之后，再次获得这项国家科技大奖。加上1993年他获得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位“80后”院士，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三项国家科技一等奖获得者。

站在国际含能材料科研领域的学术前沿，这个“三冠王”院士却坚称自己只是个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情的人。为了做好这件事，他已经整整奋斗了62个年头。

再次攻坚克难地拼搏   他让中国火炮傲视全球

此次王院士再次问鼎国家科技大奖，是他历时20多年再次攻克了世界军械领域的一项技术难题。这项发明让中国的火炮装药技术傲视全球。

火炮曾被称为“战争之神”，即使在当今远程作战和打击为主的现代战争中，火炮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常规战争中，如果没有射程远、威力大的炮火支援，赢得战争的主动权就无从谈起。为此，世界各个军事强国都争相投入大量经费用于研发高性能火炮。

然而决定火炮威力与射程的一项重要因素在于它使用的含能材料的性能，也就是火炸药。

为提高火炮射程，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延伸炮管长度和增大火炮工作压力（膛压）两种技术手段。然而，延长炮管长度就降低了火炮的机动性，增大膛压就要增加炮膛壁的厚度，否则会发生炸膛事故。

据了解，美、英、法、德、意五国科学家曾联合开展模块装药研究，耗费巨资、历时多年，终因无法突破技术瓶颈，研究被迫中断。

令人自豪的是，这个难题被中国人成功攻克了。

远射程与模块发射装药是火炮实现“高效毁伤、精确打击、快速反应、火力压制”的关键技术，也是火炮系统现代化重要的发展方向。

王泽山院士，耗时20多年，利用自己另辟蹊径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弹道理论，终于研发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全等式模块装药技术。

这项技术在不改变火炮总体结构的基础上，在不增加膛压的前提下，通过有效提高火药能量的利用效率来提升火炮的射程。其炮口动能和射击参数全面超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南非高膛压火炮。其发射威力达到了同型号更新一代的火炮威力。

依照王泽山独创的补偿装药的理论和技术方案，火炮只需用一种操作模块即可覆盖全射程，从而大幅度提升了远程火力的打击能力。

通过实际验证，我国火炮在应用王泽山的技术发明后，其射程能够提高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有效降低25％以上。此外，应用此项技术不仅使弹道性能全面超过其他国家的同类火炮，还降低了火炸药的火焰、烟以及毒气对操作员和环境造成的影响。

这项提升我军主战武器火炮性能、保证国际领先地位的核心技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我国多种武器装备和型号的研制。

无怨无悔的选择  让他与火炸药“以身相许”60年

 支撑王院士攻克一个又一个世界技术难题的，除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非凡的研究能力外，还有他骨子里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钻劲。

在平时的科研过程中，他时常坦言自己不喜欢走别人走过的老路，而是喜欢独辟蹊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闯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来。

这种不走寻常路的创新精神也一直贯穿在他60多年的科研生涯当中。

 1954年，19岁的王泽山高中毕业了，这时，抗美援朝的硝烟刚刚散尽，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强国方能御辱、强国先强军，血气方刚的王泽山也不例外。“我们任何人都不希望有战争，愿世界充满和平，但中国的近代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没有自己强大的国防，就相当于没有自己的国门。” 带着这样的理想，王泽山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走进了这所被称作共和国军事科技的“黄埔军校”。

    进入哈军工，在选择专业时，原本对海、空军专业也有兴趣的王泽山却剑走偏锋，毅然选择了全校最冷僻的火炸药专业。因为他坚信，只要适合自己，任何专业都可以实现自己兴国强军的梦想。此后，一生无悔地选择，伴随着他过了一年又一年，甚至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没有中断过自己的研究。

文革一结束， 王院士也刚到了不惑之年，“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说，我感觉自己已经成熟了，我的研究目标也更加具体，理论基础、知识面、毅力、责任感、能力、思维方法和身体等都已经具备了冲击国际前沿技术的研发能力。”

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泽山院士也迎来了自己科学研究的大“爆发”。

在老师——我国火炸药奠基人肖学忠教授的影响下，王泽山特别注重研究与实践的相结合。众所周知，黑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也是现代火炸药的始祖。和平年代，虽然硝烟渐远，但那些储备超期的火炸药仍对环境和社会构成了重大危害。露天焚烧、海洋倾泻、深井注入等国外常用的销毁方法，不仅浪费，还造成环境污染和爆炸事故，因而受到国际法的禁止。当时，国际上尚缺少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再利用技术。

1985—1990年，王泽山率先攻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术条件。该技术获1993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在王泽山身上，体现得最充分的是他的坚持不懈、永不服输的拼搏精神和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意味着他另一个新研究方向的开始。

 含能材料的低温感是当时国际上难以攻克的尖端技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就意味着能够将含能材料的技术向前推进一大步。

从1990—1995年，王泽山通过研究发射药燃烧的补偿理论，发现了低温感含能材料，并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该技术获1996年唯一一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996—2000年，他发明了含能材料的高能量密度装填方法，提高了发射装药的输出功率。

2000年—现在，他又再次发明了等模块装药和远程、低膛压发射装药技术，解决了国际军械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并建立和发展了相关理论体系。该技术获2015年国防技术发明奖特等奖，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除了这些重大技术发明外，王泽山院士的理论研究成果同样也是沉甸甸的。他撰写的14部学术著作、百余篇研究论文，为我国发射装药学从相对单一的学科体系向火炮、弹丸、火药和弹道学等多学科交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回顾与火炸药“以身相许”的60多年光阴，王泽山院士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始终无怨无悔。他说，“这是一个社会需要、个人前途更加灿烂，有能力胜任的最佳选择。”

矢志不移地坚守  让他80岁还坚守在科研一线

 王泽山院士在学术研究上时常谆谆教导研究团队的成员们：“凡是从事工程技术研究的人员，不能一味地跟踪国外的研究、简单地仿制研究，一定要有超越意识，要做出真正有水平的研究成果。”在他看来，仅仅关注学科发展的重点和热点还不够，还应该具备坚持不懈、永不服输的拼搏精神。

“选题”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也是做学问的要点。王泽山院士的选题原则是“客观需要、国际前沿、有能力解决”。即在选题之初，就将课题置于自己可以掌控的“能力与范围”之内。

曾有一段时期，王泽山院士同时研究含能材料设计与装药设计两个方向，他说，“含能材料设计的理论内容多，很时尚，而装药设计偏重于应用，当时很多研究者也都热衷于前者。我在含能材料设计研究中已有基础和重要成果，也热爱这个方向。”

     然而同时进行两个方向的研究，牵扯的精力太多。最终出于“能力与范围”的考虑，王泽山院士最终舍弃了材料设计，而是以装药设计作为自己的主体研究方向。这样的改变也成就了他后来在装药设计领域的学术地位。

 1996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后，王泽山院士的目光又瞄准了新的方向。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精力都还足以支撑自己攀登新的研究高峰。

做了院士之后，社会工作容易牵扯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王泽山一直很清醒地认为，“自己这一辈子，除了能做火炸药研究这一件事，别的都不擅长。我的生活已经跟科研分不开了。一旦离开，就会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在王院士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即使是现在80多岁了，他一年之中，依然还有二分之一的时间是工作在试验场地，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兵工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

由于火药的易燃易爆性，很多实验尤其是弹药性能的验证过程都必须在人烟稀少的野外进行，这就注定了实验环境条件都是艰苦的。

尽管环境条件很艰苦，但王院士从来不是在办公室内坐等实验数据和结果出来，而是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深入一线亲自参加相关实验。

 让团队成员堵平老师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团队去内蒙古做实验，在阿拉善靶场，当时室外的温度已经是零下26度--27度，就连做实验用的高速摄像机都因环境条件太恶劣而“罢工”了。可80岁的王院士却和大家一样，在外面一呆就是一整天。

  一天的实验做下来，堵平他们这样的年轻人都感觉疲惫不堪，可是80岁的王泽山院士，晚上还要核对和验证白天取得的各类实验数据，反复查找实验过程有无疏漏之处。“他好像根本不知道疲倦似的。不管前一天睡得多晚，第二天他照常会精神焕发地和我们一起出现在实验现场。”

他常说，火炸药性能参数的验证中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实验过程中也颇具危险性。因此，为了能准确收集到一手数据，同时也为了确保整个实验过程的安全有效，“只有亲临现场，指导实验我才能够放心。”

长期的付出，王泽山院士成了我国火炸药科研领域的领军人物。作为第一获奖人，他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国防技术发明特等奖和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等6项国家级奖励。还曾获“光华科技基金”特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十大杰出科技人物”等荣誉称号。

为人豁达的天性  让他胸怀宽广谦逊待人

王院士在工作中宽厚待人。他从来不摆权威的架子，也不习惯命令别人。而是充分尊重团队成员的意见，认真倾听，也不随意打断别人的说话。在获得的荣誉面前，他也秉持一颗公平之心，与大家一起分享。在与校外单位联合开展的一些项目上，他从不计较研究经费分配，成果也是大家共同享有。“你要对得住自己的身份，尊重科学，不是你通过这个占有什么，你去想要什么。”王院士一直这么教育身边的人。“做人要诚恳和宽厚，大家在一起共事时，首先要考虑到别人才行。”

作为研究团队的核心，王院士有着宽容与博大的胸怀，对待学科梯队里的年轻人，他总是满腔热忱地帮助和扶持他们，经常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鼓励他们独立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做人做事都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把事情做好了，比什么都强。   廖昕教授，自从2002年开始担任院士的秘书，他说，“平常和我们开会或者交流、讨论问题的时候，无论是谁发言，王院士都会仔细倾听，从来不会随意地去打断别人的发言。尽管他平时为人随和，但在工作安排上尤其是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却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每天安排的事情，当天必须按时按量地完成，决不允许过夜。如果谁工作上拖沓甚至是马虎，都会遭到他严厉的批评。”

听过王院士讲课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他上课从来不会照本宣科，简单地重复那些已经成熟和定型的知识。很多国际上刚刚产生的最新技术和研究成果总是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王院士的课堂上。听过他课的学生普遍反映，他善于把一些复杂、晦涩难懂的学术概念用最精炼的语言，精辟地总结和概括出来，便于大家的记忆和应用。

60多年的时间里，王院士已经培养了90多位研究生，分布世界各地，他们中有政府高层官员，大型国企高管、科学家、学科领域领军人物等。他们已经成为火炸药领域的中坚力量。

作为王院士的首位博士生，2016年，在中北大学工作多年的萧忠良教授选择回到南理工工作。他说，“我之所以最终选择来南理工工作，也正是因为受到了王院士的学术思想与人格魅力的感召。和他在一起工作，心里感觉特别踏实，做研究也感觉有奔头。”

淡薄名利的生活  让他轻松做人快乐工作

    王泽山院士，在别人眼里是个受人敬重的学术大家，但他在生活上却是异常简单的人。他的很多想法和做法，让人既钦佩又有些“不大理解”。

    身为院士，按理说，很多事情完全可以让秘书来安排和照顾自己。可是这么多年来，王院士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生活和出行麻烦过秘书，更没有向学校提出过任何要求。由于需要频繁地出差，他的手机里存了很多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在他看来，“要求学校派车，别人就要多跑一趟，有时还会遇到晚点等各种状况，还不如自己叫车来得方便。”

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想着别人的人，对待自己的生活，却是一切从简。

王院士喜欢接触和了解各种新生事物。上个世纪60年代，他是学校里最先接触计算机的人。让90后博士生刘志涛印象深刻的是，除了现实中的指导，院士也会经常在微信上和大家交流。平时出差订机票、预订宾馆什么的，他也都是自己在网上操作完成的，从来不用学生帮忙。甚至是一些重要的PPT和汇报材料都是院士自己做，“每个人对美的理解和见解不一样。毕竟我要比他们大，阅历和经验都比他们更多一些吧。” 近些年来，院士出的每一本专著，从文章的打字、排版、绘图，到封面的设计，无一不是他亲力而为!

“老爷子真的挺不简单的，除了充沛的精力，王院士的身体也很硬朗，现在上楼梯还健步如飞，一步能跨上两个台阶呢。”这一点也让团队里的90后们由衷地佩服。

有这样充沛的体力和精神，王泽山院士经常被别人问起，你是怎么保养自己的。对此，王院士总是笑笑，一直陪伴院士的夫人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我们家很多时候一天只开两顿饭，多少年都这样！虽然作为一名医生，我知道这样对健康不利，但我实在拿他没办法。他经常晚上搞研究到凌晨两三点，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有时甚至是两三天不睡，所以，我退休后，作息时间就完全跟着他走：早饭不吃，中午1点多吃第一顿饭，晚上11点吃第二顿。”

    在王院士看来，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也不觉得累。“只要是在工作，即使只是简单地吃个盒饭，这也是一种幸福。”

 王院士说：“我所做的研究是团队共同的事业，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将我推到了现在的这个高度。”因为基础好，团队里课题很多。“近20年，团队有82个课题，课题组里每个老师平均有2个。”王院士很平静地说。“远射程、低过载、等模块的问题解决了，其原理、技术的推广可以解决火炮的勤务操作、炮射导弹最大过载等其他技术难题，应用单位也不断地来研究协作。我可以提出意见，在不给单位和科研团队带来负担的情况下，我会去更加专心思考一些理论问题或者写作